7月25日至8月16日,辽宁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4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本科生韦仁怀、李慧芳、朱吉美组成调研团队,先后赴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成团镇莲花屯、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乡水塘村和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市黄土岭镇吕王村,围绕乡村积分制的运行情况开展驻村调查,历时23天。团队通过二十八场半结构式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完成调查报告《积分制驱动乡村人情治理向规则治理的转型与边界研究——基于华南、西南两村的田野调查》,其中莲花村、水塘村材料构成报告主体,吕王村作为对照参照纳入分析。该报告于11月7日至8日在江南大学举行的第二届陆学艺“三农”社会调查奖颁奖仪式上获奖,韦仁怀作为团队代表赴江苏无锡参加颁奖及成果交流活动。

团队关注的问题是积分制在熟人社会中究竟如何运转。近年来,积分制被广泛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规民约执行等事务,但在村庄内部,规则能否落地往往不只取决于制度设计。为此,团队有意把调查点拉开距离:莲花村、水塘村分别位于华南和西南,吕王村位于东北,三村在村庄结构、集体经济基础和治理传统上差异明显,便于观察同一制度在不同条件下呈现出的不同面貌。
进村之后,团队把主要时间放在村民日常聚集的场所。在村里的小卖部、村头凉亭、农资经营部和党群服务中心,成员们与村民逐一交谈,访谈对象覆盖村干部、村民理事会成员和普通村民三类群体。村干部讲制度怎么定、怎么考核,理事会成员讲评议时怎么排位次、怎么处理异议,普通村民讲自己攒了多少分、换了什么东西、心里认不认这套办法。三村的访谈提纲基本相同,便于横向对照。


23天跑三个村,行程安排得很紧。团队的办法是白天访谈、晚上整理。当天的录音当天转成文字,与观察笔记一并归档,第二天带着整理中冒出的疑问再作补充询问。材料核对同样费时,村民口中的分值和兑换情况,要回到积分登记表和积分存折上逐户比对,说法与账面不一致的地方,往往正是需要追问的地方。二十八场访谈录音与观察笔记最终归档,形成覆盖各村积分制运行各环节的一手资料。

调查结果与团队最初的设想并不一致。积分制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以统一规则直接取代村庄既有的人情往来;在不少村务场景中,熟人社会的面子机制反而被引入制度执行环节,成为推动规则落地的润滑剂。报告由此提出,积分制带来的是治理逻辑的转换,而非人情网络的清除;人情与规则在具体事务中反复交织、相互借力。报告还讨论了这种转型的边界,即在哪些事务上积分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在哪些场景中人情逻辑仍占主导,以及三村因村庄结构、集体经济基础和治理传统不同而呈现出的差异。

“真正的公共治理问题不在书本里,而在村落院落的墙角下,在村民柴米油盐的计较中。”这是团队成员写在田野笔记里的一句话。在村头巷尾听来的家长里短,后来被逐条对应到访谈编号和材料出处,整理为报告中可追溯、可检验的学术表述。从确定选题、设计访谈提纲,到跨省进村调查、整理材料,再到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编码分析、写出报告,三名本科生完整走完了一次质性研究流程。
据了解,第二届陆学艺“三农”社会调查奖由江南大学法学院主办,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11家单位提供学术指导,北京市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提供资助,每两年举办一次,旨在鼓励青年学生扎根基层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在11月8日下午的成果交流论坛上,韦仁怀与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的获奖代表同台交流,汇报了上述调查发现并回应点评专家提问。

从华南到西南再到东北,三个村庄、二十余天、二十八场访谈,三名本科生把课堂上的概念带进村口凉亭,又在村民的柴米油盐里修正了最初的问题预设。这次调研让他们体会最深的,不是一份获奖证书,而是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一项制度要真正落地,既要靠规则本身站得住,也要靠它在熟人社会中找到可被接受的方式。这种认识很难从书本上直接得来,只能一步步走进村庄、坐在村民身边去获得。对他们而言,田野调查不是一次性的暑期作业,而是一种理解中国乡村的方法。